制度扭曲扩大了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中国目前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突破0.4的警戒线以后，目前已经达到了近0.5的畸高程度，比中国高的只有非洲南部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基尼系数”之外的现实，中国大致也与印度和美国的情况接近。

关于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存在着5个比较突出的观点：城乡差别论、地区差异论、行业垄断论、寻租***论、市场分化论。直观而言，谁也无法否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都存在贫富差异，但地域生活成本的差异问题往往被忽略了，而真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贫富差距的扩大归之于表面上的地缘因素？贫富差异总是体现为“贫富的群体差异”和“贫富的地缘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行业垄断论把目光从地缘和群体，投向了作为收入来源的具体职业的性质。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略大于世界发达国家，小于发展中国家。行业收入差距确实存在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国有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如银行），非公企业很少或没有，行业垄断加大收入差距的问题确实存在。寻租***论则把矛头指向了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和******现象（吴敬琏：“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是***和垄断”）。一项被广为引用的研究认为（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隐性收入主要存在于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以及部分公职人员上。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银行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收费、行政许可中的寻租、土地收益流失、垄断收益等。如果算上隐性收入，2005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就从统计显示的9倍扩大到31倍，近来又进一步扩大到55倍左右。

市场分化论认为，市场经济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趋势，“这就必然构成对资金、自然资源、知识和管理的永不休止的强烈需求，同时对普通劳动的需求就会萎缩”；***和垄断是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次要原因，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主要原因。例如，垄断相对较少的美国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而***相对较少的香港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许善达：“居民收入增长战略目标未能实现的原因何在？”）。

市场分化论如果正确的话，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应该大致接近，可事实却是，再分配水平高的北欧国家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平等得多。当市场分化论说“市场经济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趋势”时，它似乎暗中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偏向“政府服务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偏向“行政审批型的市场经济”。尽管发达国家也存在寻租***问题，但同样是政府管制，偏向服务和偏向审批却有天壤之别。偏向政府服务鼓励的是获得市场利润的能力（“寻利能力”），而偏向政府审批鼓励的则是获得行政租金的能力（“寻租能力”）。目前，中国的***和灰色收入正是“行政审批型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在“寻租能力”得到制度激励的市场中谈“市场经济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趋势”，显然等于误判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本质。

不过，否定市场分化论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接受垄断***论。成熟的市场包含着“机会向才能开放”的规范，个人的努力、能力、能力类型、出身、机遇等等起更大的作用。市场经济确实因此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趋势，但是，市场分化同地缘差别一样是贫富差距的“社会的自然趋势”，不是“社会的制度趋势”， 尽管制度也能通过影响个人努力去改变个人能力。关注贫富差距是为了寻求社会平等的制度政策，社会平等的制度政策不仅要矫正“社会的自然趋势”造成的贫富差距，更要矫正“社会的制度趋势”造成的贫富差距，而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恰恰就集中在“社会的制度趋势”造成的贫富差距。世界本来当然就不是平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平整世界，而另一些制度则加剧或制造了新的不平。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体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异、行业垄断、寻租***、市场分化五个方面，但体现在这些方面的贫富差距只是“制度扭曲”在不同方向上的结果，“制度扭曲”才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这一方面是缺乏对“自然造成的贫富差距”进行制度矫正，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制度趋势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

地缘差别的制度扭曲包括户籍制度、医教制度、社保制度、征地制度、倾斜发展政策等等，这些制度政策妨碍了均等发展的“趋同效应”，加大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行业垄断在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五大国有银行2011年的净利润达6808亿元，相当于日赚超过18亿元，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赚钱的行业；而银行业中间业务仅占银行总收入20%左右，垄断性质的存贷业务完全成为利润主导。至于寻租***，首先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多的审批控制权，生产许可、贸易许可、投资许可、用地审批、贷款审批、税收优惠、利率优惠、特殊商品价格控制等等，特权与市场之间的差价成了寻租***的目标，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的经营致富能力被引向了“寻租致富的能力”，以至于中国经济走上了“靠关系”而不是“靠创新”的发展路径。

市场分化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累进税制和福利制度得到控制的，就像“北欧的社会平等模式”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特权利益和过度的发展饥渴，“发展的硬道理”压倒了分配，当代中国在实际上实施的是一套“累退税制”和“负福利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是最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制，但目前中国的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占了二分之一，而所得税仅占四分之一。流转税有利于保障税收随经济而增长，却存在重复征税、易于转嫁（特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等问题，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

“负福利”表现为社会福利随着身份和特权而提高的特征，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还不幸因中国人“区别对待的观念”而被忍受和接受。所以，现实中，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与嫉贤妒能的平均主义相映成趣，“按权分配”与“按闹分配”成了社会福利的常态，真正的公平观却反而非常稀有。另外，最近十多年，如果考虑隐形收入和被排除在劳动者收入外的个体工商户收入部分，政府收入比例占国民收入上升的现象其实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么严重（特别要考虑GDP减项的进口税收增加、预算外资金的口径调整和采用不变价格计算的财政增长）。真正的问题是：贫富状况要考虑收入流量和存量，也要考虑收入之外的福利支出。如果政府的福利支出不是偏向于身份和特权，如果高收入者受到所得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赠税的更合理调节，那么，政府收入比例的大小并不是什么问题，瑞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缩小贫富差距的出路在于如何矫正造成贫富差距的扭曲制度。如果缩小贫富差距是合意的，那么，改革的难点必然来自利益刚性，这包括行政控制、特权收入、特权福利享受、以扩大税收为指导的现行税制等等。在改革主体与被改主体很大程度上出现重叠的情况下，缩小贫富差距道路必然是不平坦的。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起飞而趋于不平等，随后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历史的经验并没有完全证实这个假说，而中国的情况也使这个假说面临挑战。

“负福利”表现为社会福利随着身份和特权而提高的特征，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还不幸因中国人“区别对待的观念”而被忍受和接受。所以，现实中，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与嫉贤妒能的平均主义相映成趣，“按权分配”与“按闹分配”成了社会福利的常态，真正的公平观却反而非常稀有。另外，最近十多年，如果考虑隐形收入和被排除在劳动者收入外的个体工商户收入部分，政府收入比例占国民收入上升的现象其实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么严重（特别要考虑GDP减项的进口税收增加、预算外资金的口径调整和采用不变价格计算的财政增长）。真正的问题是：贫富状况要考虑收入流量和存量，也要考虑收入之外的福利支出。如果政府的福利支出不是偏向于身份和特权，如果高收入者受到所得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赠税的更合理调节，那么，政府收入比例的大小并不是什么问题，瑞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很大部分是人为造成，如养老金双轨制，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少数官人，一纸公文造成的，不考虑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向题。没有良心的做法，知道错了，还不及时改正！

，“制度扭曲”才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这一方面是缺乏对“自然造成的贫富差距”进行制度矫正，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制度趋势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

退休双重待遇就是“制度扭曲”扩大贫富差距的真实、客观写照，太贴切不过了。原本在十一五期间应该通过制度矫正来缩小的双重退休待遇差距，却被政策决策者们人为地扭曲、制造放大的。难逃罪责！

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