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谁应对中国年青一代的权钱膜拜负责

郑永年：谁应对中国年青一代的权钱膜拜负责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总会有道貌岸然的人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忘记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官场成道德衰落的主要力量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予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较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往日的道德，成为人们的价值坐标，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开始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已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的利益。）
官员的***更显示出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是不需要做任何解说的，从金钱***的数量就可见一斑：官员***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再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权通过***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自然就成为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立志长大了“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青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个人奋斗不能带来希望

除了权和钱之外，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迫使年轻人向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以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他做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住房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出台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住房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出现了农民工的收入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出现这种情况是人为控制的结果。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前者比后者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被虚无化。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青一代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以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已大为缩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却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有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青人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年青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社会。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青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未竟的变革》郑永年著 第8~11页）


作者简历：郑永年（1962年－ ）男，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国际著名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郑永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