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收入分配失衡的真正原因

由草晖 2012-04-28, 6:22 pm

收入分配失衡的真正原因

闲散一石

　贫富差距拉大或是收入分配失衡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重大问题，这种失衡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不满情绪增多，为此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企业人员退休金，在收入分配方面强调限高、扩中、提低，不少地方出台“工资倍增计划”，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些措施虽然积极，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下药不对症，治表不治理。

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首先要找到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那么，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的认为在于“三大失衡”：城乡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化；地区失衡——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化；行业失衡——导致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化。
有的认为在于“三大差距”：“二元分割”的城乡差距；“发展失衡”的区域差距；“产业特色”的行业差距。
有的认为在于众多因素：一是市场经济不发达；二是受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三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不足；四是权力寻租；五是行业垄断。

这些认识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但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官本位观念变成了官本位收入分配机制，而且这种收入分配机制还在不断加强当中，有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城乡差距是存在的，但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发展战略出现了偏差，重城市，轻农村。区域差距也是存在的，这也不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是自然条件和发展计划所造成的。行业差距也是存在的，这种差距决定了行业之间收入有差别，但人们对这种差距的不满在于，某些行业依靠行政垄断获得特殊利益，这是也与收入分配机制联系不十分明显。公众对分配不满意，不是跟其他地区比，不是跟机制不同的单位比，而是跟同类人员比，在系统内部和单位内部比。

现实当中，收入高的不外乎四类人：私有企业主，这些人经过长期打拼，创造了自己的事业，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拥有巨大财产；娱乐界明星，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中吸金；高级官员和贪官，不说以权谋私，工资之外的福利待遇就是一笔庞大的收入。事业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垄断行业基本为国有企业，无疑处于收入高端，但即使是垄断行业，高收入者也仅限管理高层，而管理高层都是高官，要么是省管干部，要么是中央管理干部，国有垄断行业的普通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收入也是不高的，甚至还非常可怜。

在上述四类高收入人群当中，私有企业主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论其财富来源是否合法，毕竟靠的是自己，对于这一点公众是理解的，也没有太多的人与他们攀比，毕竟这个攀比没有道理。娱乐明星靠自身条件致富，他人不能企及，其他人即使心有不平，也没有太多的理由，但是其中有一些享受国家、军队工资的明星例外，而他们实际上也是官，有的还是高官。各类调查都显示，公务员已经成为高收入人群，过去是企业收入高于政府机关，现在倒过来了，而且政府服务质量并没有提高，于是导致招考公务员持续处于火爆当中，由此造成了公众心理失衡。国有垄断行业基本由国家投资，又依靠行政垄断取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极少上缴国家财政，而当企业亏损时又由国家大笔补贴，国有企业高层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收入，公众自然不能理解。事业单位往往是一方面享受政府拨款待遇，一方面又大量向社会收费，靠吃两头维护高收入，自然不合理，公众自然心理失衡。

公众不满的高收入人群包括享受国家、军队工资待遇的文艺明星，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的高级管理人员，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收入是由分配机制决定的，与市场调节没有多大关系。公众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心理失衡，也就失衡在这里。这种分配机制基本是一个模式，即按职务分配，大力度地向高层倾斜，比如石油企业，一方面高层管理者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入，而普遍工作人员收入却不高，甚至还出现大批下岗职工，只发一点生活费。这说明收入差距是人为制造的，是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如果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分配不是过分向高层即高官倾斜，起码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心理要平衡得多。

再看一看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其分配差距也是很大的。过去的级别工资，虽然级别多，但差距不大，大家觉得公平。经过几次工资改革之后，特别是广州率先实行三五八十工资体系之后，公务员收入差距不仅内部立即拉得很大，而且与企业的收入水平出现了倒差，而且这种差距并没有体现效率优先、保证公平的原则，因为不是按照贡献分配，而是按职务分配，职务越高、收入越高就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迅速套入到事业单位，于是形成了一股按照职务分配的浪潮。还有一个问题，一方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大幅度提高了工资收入，一方面又暗地享受已经明令取消的各种补贴与奖金，比如有的地方公务员每月公积金就高达五六千、七八千，远远超出工资收入。正因为这样，中央纪委印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12〕4 号），按照这个解释，乱发补贴者可以开除党籍，但还没有见到各地有实际动静。

按职务分配的之所以引起不满，是因为不论贡献大小，甚至不论干活不干活，一概按照职务分配，大家自然心理不服气。比如，高校教授有的什么事也不干，而讲师即使累死，收入也跟教授差一大截，何来心理平衡。特别是高校校长与书记的收入有的远高于知名教授，这更是官本位的结果。官场照样如此，某些高官在工作方面是滥芋充数，在收入方面却是货真价实的高收入、高福利、高待遇，公车，住房，补贴，公积金，一概是高标准，与普遍工作人员的差距越拉越大。连公务员内部也不见得心理上有多么平衡。即使在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在官本位思维支配下也走了样、变了形，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依然是按职务分配，而且差距极大，一线教师极为不满。

官本位支配收入分配最典型的例子是退休双轨制。在制定收入机制的人看来，官员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干部，而企业是工人，干部岂能与工人平起平坐？于是就出现了退休待遇双轨制。这种双轨制导致同时参加工作的同类人员，在企业退休的退休金只是机关退休的几分之一，可企业人员才是真正创造国家财富的人，所以退休双轨制一直受到企业退休人员的强烈批评，即使机关退休人员也心理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与自己的同学相比，退休金差距多得太多了。对于企业退休的那是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不公平，他们曾经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技术革新走南闯北，献了青春献子孙，在收入菲薄的年代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最终退休了，拿到手的退休金却比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低了一大截，自然心有不平。

收入分配失衡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这一切源于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思维不破，按职务分配模式不改，收入分配倾向于高层的方法不变，收入分配差距难以缩小，公众也难有心理平衡。官本位分配机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是，“革命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贬之分”变成了“革命既有分工的不同，也有高低贵贬之分”，人为制造了社会隔阂。这种贵贬之分、等级模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官本位分配模式不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主张问题，不可轻视。

由任民路 2012-04-28, 7:58 pm

“洗钱” (Money Laundering) 是指将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对象是资金和财产，这些资金和财产无一例外地与犯罪活动紧密相联，例如，来源于***贿赂、毒品、走私、诈骗、偷税逃税等犯罪。一般来说，只有非法所得才有清洗的必要。

要实现洗钱的目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改变犯罪所得的原有形式，消除可能成为证据的痕迹，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设置伪装，使其与合法收益融为一体。这就迫使洗钱者采取复杂的手法，经过种种中间形态，采取多种运作方式来洗钱。

洗钱罪的主体是个人或金融机构，有五种行为：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等等。

由任民路 2012-04-28, 7:59 pm

洗人，指的是一些贪官为逃避制裁，多采用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采用文凭在权力和金钱的作用下轻易戴上硕士帽博士帽，同事骗取劳模和公仆的桂冠，其目的是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

典型案例

　　1、在山东省齐河县，县财政局长任居孟任职11年，受贿、***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累计多达1194.47万元。近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　　2、在有关报道中用了较大篇幅“展示”任居孟获得的荣誉。比如被山东省人事厅和财政厅联合表彰为全省财政系统先进个人，被当地县委县政府授予促进经济发展功臣一等奖，曾当选县第八、九、十次党代会代表，第九、十届县委委员，等等。现在看起来，这一项项的荣誉、一顶顶的桂冠，除了给人们增添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外，更像是一幅幅辛辣讽刺的画面。

现象剖析

　　1、俗话说缺什么补什么。对于贪官而言，要想掩饰自己的***行为，就必须包装自己，而最好的保护色就是所谓的政绩和荣誉。一方面能蒙骗组织、蒙骗他人，使他人不敢轻易怀疑他、碰他、动他；另一方面一旦贪***露、东窗事发，也期望这些政绩荣誉成为减轻处罚的筹码。由此可见贪官“洗人”比“洗钱”更可怕，更需要我们的警觉。　　
2、在现实生活中对“洗钱”是有防有控的，不但在《刑法》中明确了洗钱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而且有关部门还在事前、事中布下了严密的监控网，要想“洗钱”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3、对“洗人”却往往只能在事后发现，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边腐边升”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分子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钻了制度的漏洞。如今的一些荣誉，往往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拥有权力者往往最终是获得荣誉的受益者。　4、更暴露出了我们对“洗人”的监控基本上还处于“真空”状态，这才是最可怕的。如何将监督关口前移，如何把官员的政绩评判权交给普通百姓，如何把纸面的监督权转化为现实的监督力，都需要有关部门拿出更加实在、更加有力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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