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

郑永年：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

无可否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在追求GDP主义。GDP主义处处可见，大学升级（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学院升级为大学）、大幅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大举兴建大学城、重量不重质的教师业绩评估，孔子学院的大跃进等等，不一而足。如同经济部门一样，GDP主义使得教育方方面面的“产值”上去了，但也产生了无穷的恶果。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教育部门本身的进步，也制约着中国人才的质量。因为和其他部门不一样，教育部门关乎百年人才大计，不当的制度严重影响其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再者，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中国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国际软实力的发展。本文并不想列举教育GDP主义的种种负面效果，而是局限于教育升级扩招和孔子学院来分析其这些方面的影响。

教育机构没有承担其“社会责任”

先以升级和扩招为例。为什么要升级和扩招，教育部门的正式说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教育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人是要获得教育机会，这并没有错，但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人才，而且要培养有用的人才。教育部门一方面追求产业化，但另一方面其培养的人才是最不符合市场需要的。在教育部门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工业化的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技能工人，但中国的现实是，熟练工人非常匮乏。因为中专、大专和各类技术学校都变成了大学，自然造成了培养这类技术工人的学校的大量缺乏。这就导致了今天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有用的人才。中国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经过四年的大学培养，往往编程了无用之人。当然，这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有关系，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北大和清华，可以“学而优则仕”。但很显然，教育部门也充分利用了家长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机构只图利，而没有承担其“社会责任”。

由此产生的后果当然不仅涉及学生本身，也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很多年来，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过分依赖于投资，这可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说法上看出来。但问题是，为什么产业升级从内部来说没有巨大的动力呢？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都非常先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但就是转化不了产品。同样一种技术，拿到日本、德国生产和拿到中国生产就有巨大的差异，工人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是其中的关键。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制造的大多是产业链上的低端产品。企业依赖的是无穷的廉价的和毫无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而学校也不培养能够促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力。可以确切地说，如果中国的学校不能培养大量的技能工人，中国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技能工人而非外来的技术和资本是内发型技术创新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

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非常严重地制约着中国企业家的生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就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来说，大多数企业家都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对某些现存技术进行改进，甚至创造新的技术。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物理、化学和航天等，企业家总是少数。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但中国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符合这个分布。如上所说，中国在下端是毫无技术要求的工人，大多为农民工；顶端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中间地带的人才。而没有这个中间地带的人才，不仅造成了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的困难，更造成了企业家的缺失。而企业家群体的缺失是中国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很多困难，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至少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

孔子学院的不可持续性

孔子学院则是教育部门追求的GDP的外在表现。孔子学院项目诞生以来，有太多的人大唱赞歌，这可以理解。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在海外追求自己的软力量。但海外已经有不少人在说，不用过多久，孔子学院将不仅成为不了中国的软力量，而且会成为中国在海外的负资产和包袱。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孔子学院首先表现为其不可持续性。孔子学院现在已经在世界遍地开花，这当然和国家汉办的推动分不开。每一家孔子学院最初几年由汉办提供经济资助，一段时间以后，就要由承办孔子学院的组织来承担经济责任。除非来自中国的经济资助是无限的，否则，光从经济上说，孔子学院很难持续下去。但问题是，数量那么庞大的孔子学院，中国方面能够一直承担下去吗？实际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孔子学院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除少数有特殊定位的孔子学院外，大多数孔子学院被定位为语言教育机构，这种定位使人不解。语言教育是市场决定的，就像中国人学英文。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学英文？是因为英文与人们的利益相关，换句话说，中国人学英文并不是美国和英国政府推动的结果。这同样表现在中文学习上。中国的崛起和与各国相关性的增加本来就已经促成人们学习中文的巨大动力。在孔子学院之前，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一直在增长。除了在很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说孔子学院在鼓励人们学中文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可以说，孔子学院项目的产生更多的是出于教育部门的GDP主义精神，而非专业精神。人们很难看到这个项目中所隐含着的专业精神。追求软实力不能盲目，而必须具有专业精神。从专业精神的角度来看，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要比遍地开花建孔子学院有效得多。如果说今天的孔子学院侧重的是毫无实际效果的遍地撒钱，那么孔子基金会可以成为培养各国的中国问题精英进而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方法。

教育家首先是教育家

教育部门为什么追求教育GDP？首先是因为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类学校校长，其身份最主要的是官员，或者说他（她）们追求的是官员而非专业教育家身份。在任何国家，教育部门是最讲求专业精神的，但在中国却看不到。
其次是中国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尽管并没有明文的教育产业化的国家政策，但教育部门实际追求的就是产业化。一旦产业化，GDP主义就会马上产生效应，因为在这里，教育“利润”变得相关了。为了钱，教育部门要么向社会（学生家长）要钱，要么向政府部门要钱（各类变相的教育财政和补贴），要么向银行要钱（借债）。无论哪一项，钱的数量是最重要的。升级和扩招也不可避免，因为它们带来巨大的金钱量。

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是有行政级别的。大学重视的是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声望和社会的尊重。这些在其他国家最为重要的品质，中国的大学是不去追求的。大学校长们热衷追求的就是官职。

教育家追求官职势必造成种种恶果。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从去官职开始。现实地说，要学校尤其是大学去政治化可能一时三刻还很困难，不过，去行政化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学校长们还可以是任命的，但必须去掉他们的行政级别。教育家应当首先是教育家，而非其他。教育不改革，国家就毫无希望。从民国时代的“教育救国”到改革开放以后“科教兴国”的种种口号，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但严酷的现实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教育还是远离人们的期待。（《未竟的变革》郑永年著 第1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