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官员***的道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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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官员***的道德代价
郑永年:中国官员***的道德代价
党内大规模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的重要性,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到今天,***似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无能为力。现在,如果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人们就会感到惊奇。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而被清除时,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官员***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所包含的道德代价。官员***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道德衰败。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被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意识到的“亡党亡国”。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中来考量。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还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正因为这样,不知有多少西方国家首脑候选人因为道德问题(例如桃色新闻)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再者,在政府内部,更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委员会来约束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民族主义的政党尽管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成绩并不理想,但因为控制了各个道德制高点(如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等),在社会成员中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权威在维持政权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案例中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强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现代化程度的能力。在亚洲,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托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没有逃过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蚀和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的政权。政权的***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以来的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把反***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在***时代,中共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倡“以德治国”。近年来,***也在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可悲的是利益虽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它并非社会的黏合剂。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强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应当是法律和社会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了。根据中共《党章》,***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了,那么整体社会将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治党。
但是,整治党内***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的举措,但过于重视***的“内部消化”,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给国家法律。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用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往往是“短、平、快”。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因此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的保护伞。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有助于人们法治观念的确立。
“内部消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往往有很长的历史。正是“内部消化”机制使得这些***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社会参与反***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相反,如果社会对***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这种感觉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反***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反***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更重要的是为了道德重建。(《改革及其敌人》郑永年著第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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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大规模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的重要性,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到今天,***似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无能为力。现在,如果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人们就会感到惊奇。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而被清除时,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官员***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所包含的道德代价。官员***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道德衰败。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被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意识到的“亡党亡国”。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中来考量。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还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正因为这样,不知有多少西方国家首脑候选人因为道德问题(例如桃色新闻)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再者,在政府内部,更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委员会来约束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民族主义的政党尽管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成绩并不理想,但因为控制了各个道德制高点(如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等),在社会成员中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权威在维持政权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案例中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强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现代化程度的能力。在亚洲,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托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没有逃过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蚀和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的政权。政权的***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以来的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把反***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在***时代,中共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倡“以德治国”。近年来,***也在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可悲的是利益虽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它并非社会的黏合剂。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强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应当是法律和社会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了。根据中共《党章》,***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了,那么整体社会将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治党。
但是,整治党内***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的举措,但过于重视***的“内部消化”,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给国家法律。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用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往往是“短、平、快”。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因此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的保护伞。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有助于人们法治观念的确立。
“内部消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往往有很长的历史。正是“内部消化”机制使得这些***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社会参与反***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相反,如果社会对***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这种感觉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反***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反***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更重要的是为了道德重建。(《改革及其敌人》郑永年著第7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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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独党执政难免会有如此不良结果,不如考虑比较合理的两党或多党共同执政体制。台湾地区马英九24年108次献血体现了良好的公益精神,值得公众信赖。两岸国人有理由相信,独党执政解决不了的顽疾问题,由两党共同执政互相监督,各阶层百姓才会有真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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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高官在公益事业方面做得好的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和大陆卫生部部长陈竺。前者是***高官24年献血108次,后者无党派高官献血7次,重要的是二者都不是中共党员。在大陆,掌握实权的官员而没有公益贡献的党员没有不涉嫌***甚至巨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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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独党执政是缺乏必要监督的政治根源,死猫烂耗子都在臃肿的公务员机构里享受公仆不当的滥养自肥,谁拿钱养他们谁倒霉!内应尽快建立两党或***体制,让正常的监督机制在阳关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民的负担,让各阶层民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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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独党执政是缺乏必要监督的政治根源,死猫烂耗子都在臃肿的公务员机构里享受公仆不当的滥养自肥,谁拿钱养他们谁倒霉!国内应尽快建立两党或***体制,让正常的监督机制在阳关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民的负担,让各阶层民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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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党执政所发动的文革历史,就可以看到如今我党领导下的大量党校,这些党校机构培养出来无数死缠烂打的假文凭及其低文化,它们严重充斥着市场和zf中的高薪高职务群体,可以说窝贪***之道德代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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