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植荣:双轨制会导演出双城记

两会公民提案：
双轨制会导演出双城记
作者：刘植荣

每年“两会”，公众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养老金“双轨制”。十几年来，每逢“两会”，百姓翘首盼望养老金“并轨”，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得到的回应总是“国情”、“特色”和“顶层设计”。
《羊城晚报》3月3日的一篇报道让人看了心酸。72岁的邹鸿照退休前是华南无线电厂的高级工程师，1999年退休后，有34年工龄的他与同在本厂退休的妻子养老金加在一起才1200元，为了生存，邹鸿照老人不得不四处打工，一直干到2010年。大张旗鼓的养老金“八连涨”后，邹鸿照的养老金也仅有2800多元，而广东省人事厅退休的公务员每月养老金8000多元。余佩霞在政府机关工作28年后，以副处级平调到阳春市钢铁集团公司，1999年退休时，有36年工龄的她养老金只有469元，“八连涨”后的现在也仅有1500多元。
“双轨制”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本来差别就大，退休了，都不工作了，都在养老等死，为什么还这么大的差别？更让百姓不解的是，公务员一分钱的养老保险金都不交，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反而是企业退休职工的3倍！
“双轨制”显然是特权思想作祟，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政策是官员制定的，他们把自己划入一个特权阶级。企业职工交纳养老保险金才能领到退休金，可公务员退休后是政府财政拨付养老金，也就是从国库里领取养老金，让所有纳税人供养着。
即使这样，还有公务员觉得自己吃亏。广东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富才就说，自己是正厅级干部，每年工资、福利等加在一起有10万元，但同级别的国企老总则80万元。刘富才打比方说：“假如两个人同时是50岁，我当国资委主任，他当国有企业的老总，我到60岁跟他一起退休，我只拿了100万元，他一般能拿600万元。退休后，假如我跟他同时在80岁死掉，我工资、退休金共拿到300万元；他退休后，一分钱不拿已经有600万元了。”
可见，全国没有统一的薪酬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就很难在一个坐标系里进行比较，都觉得自己吃亏、社会不公。
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派那么多官员出国考察，也不知道他们学来了什么先进经验。其实，外国的养老金制度，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养老金属于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很多国家的社保制度都做到了老有所养，公民到了退休年龄，不管过去工资高低，也不管是否交纳过养老保险金，都领取基本养老金。
在美国，交纳社保税的人不但自己可以享受退休金，如果家庭收入低，无工作的配偶和子女照样领取一份养老金。
在法国，1972年就推出了全民最低养老金保障计划，根据2011年4月1日的标准，单身老人最低养老金为每年8907.34欧元，老人夫妇为每年14181.30欧元。不管工作期间交没交社保摊派金，也不管交纳多少，所有法国公民都享受相同标准的基本养老金。
在英国，不管在职时工资高低，也不管交纳的国民保险摊派金是多少，退休后均领取相同的基本养老金。根据2010年的标准，单身老人基本养老金为每周97.65英镑，老年夫妇为每周156.15英镑。英国还对贫困老人给予特殊照顾，即使过去从未交纳过国民保险摊派金，2010单身“低保户”每周发放97.65英镑的生活费，与国家基本养老金一致，夫妇“低保户”每周发放202.4英镑的生活费，高于国家基本养老金，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财产性收入，所以，领取的“低保费”要比交纳国民保险摊派金的人略高。
外国还有养老金封顶制度。2012年，法国交纳社保摊派金的工资上限为月工资3031欧元，任何人退休后的养老金不超过工资上限的50%。2012年，德国的养老保险金交纳上限是年毛工资67000欧元。设置养老保险金上限的目的，就是防止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差距过大，因为养老保险金的大头由雇主交纳，如果不设置上限，无疑增加了雇主的负担。对国有企业来说，高管工资高，如果不设置养老金的上限，就意味着所有纳税人为高管购买天价养老保险，这显然不公平。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中国应履行承诺，把所有国民纳入政府主导的统一社保体系内，不管是市民还是农民，也不管是公务员还是工人，到退休年龄领取同等标准的基本养老金，不得有任何歧视。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个人交纳养老保险金的金额进行调节，体现多交多得。同时，给养老金封顶，任何人的养老金总额不得超过规定的上限。
“双轨制”激起了太大的民怨和仇恨，如不尽快“并轨”，中国社会就会走向分裂，就会上演《双城记》：既是美好的时光，也是凄惨的年代；既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时代；既是信仰的社会，也是怀疑的国度；既有阳光明媚，也有阴云密布；既充满希望，也令人沮丧；有人拥有一切，有人一无所有；有人直奔天堂，有人走向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