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家 宝：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鼓励群众批评政府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新闻联播）：国务院总理***31日上午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会议决定，将这个文件发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

***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是一项法定的重要职责，是政府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形式。我们要坦城地向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报告工作，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政府，充分听取和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不断提高政府工作水平。要按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部署政府工作，使决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指出，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改革发展任务繁重而艰巨。必须永不停顿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力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着力解决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要让《政府工作报告》真正成为一份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改善民生取得新成效的施政纲领。

***强调，过去一年，我们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要鼓舞人民、动员人民，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运用各种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积极应对挑战，努力克服困难，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对当前重点工作作了部署。（一）继续搞好宏观调控。要敏锐观察和准确判断国内外经济走势，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抓紧布局、有序推进新的国家重点项目，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继续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二）抓好农业生产。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做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紧缺、优质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管。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森林草原防火和各项防灾减灾工作。（三）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继续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四）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发展。保持外贸政策基本稳定，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增强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五）切实抓好经济运行调节和安全生产。重点抓好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坚决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六）切实解决好突出的民生问题。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强化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校车交通安全工作。

***最后说，让我们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力拼搏，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视频编辑：金月展 文字编辑：翟亚菲）

如果明确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那么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态度，跳出要不依附权力，要不反对权力的两难困境，从而在为追求新知识创造前提的条件的同时赋权于自己。
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权力在英文里是power。这个词在中文里也可以翻译成为力量。无论是力量还是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说知识分子的权力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个人或者群体对其它个人或者群体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的权力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表面上清楚，但实际上很不清楚。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看，在知识和权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的一体化。中国社会很少讨论知识的权力，往往把权力这个概念给予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即一般所说的政治权力。没有人会怀疑政治权力的存在，但也很少有人会相信知识本身的权力。在中国，对知识来说，如果要获得权力，就只好选择和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或者群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知识只有通过和政治权力的关联才得到权力，而知识本身不能体现为权力。第二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掌握知识但没有权力的人那里，这些掌握知识的人认为自己应当有权力，不满于没有权力的状况，和掌权者竞争权力，于是出现紧张状态。也就是说，反权力的人也是为了追求权力。
这两种现象在中国的知识环境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两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体系的性质。本栏曾经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无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知识体系？这里想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知识权力的来源。

追求权力是人的本性

从哲学的角度看，追求权力可能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但如果明确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那么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态度，跳出要不依附权力，要不反对权力的两难困境，从而在为追求新知识创造前提的条件的同时赋权于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依附权力和反权力，知识分子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那就是追求知识本身。通过追求知识，知识分子可以赋权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变得更具有力量，去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掌握权力的群体，即一般所说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具有创造知识的人都要自己使用权力。知识是一种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创造者都会自己使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有条件使用，也可以是没有条件使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被他人所使用。
简单地说，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至少可以有三种关系：一、知识分子通过依附权力者而得到权力；二、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反对权力来追求权力；三、知识分子可用通过创造知识来得到权力。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人们就可以看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把“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理解成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如何解读？很显然，知识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就是说既可以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也可以用权力来解释知识。因此，第一种解释就是“知识等于权力”，就是说知识产生权力。如果你拥有了知识，你也就拥有了权力。或者说，拥有知识的一方能够影响没有拥有知识的一方。上面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三种关系都是说知识分子因为有了知识而拥有或者追求权力，就是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刚好相反的等式也存在着，即权力等于知识，权力产生知识。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一方也拥有了知识，能够影响没有拥有权力因此也没有知识的一方。例如人们总是在说，“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等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有能力来影响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前者要求后者接受他们的观点，也就是“知识”。如果存在着“权力即知识”这个等式，那么人们就可以提出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可以反过来质疑“知识就是权力”中的“知识”是否是真的知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知识有可能不是真的知识，而是伪装起来的权力。
知识可以产生权力，而权力又可以伪装成知识的形式出现，这使得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形成了类似于“鸡与蛋”之间的关系，就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人们的理性辨别能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挑战现存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检验它们，去伪存真，从而形成新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完成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责任，也为自己创造了力量或者权力的基础。实际上，这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权力”（或“知识就是力量”）的原初意义。也就是说，解释世界一直是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

形而上学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们这里也不能对西方的知识体系作一系统的描述。简单地说，西方知识体系由这样几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形而上”的哲学，包括宗教和人生哲学等。理性主义产生之后，宗教神学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转型。首先，宗教神学不再具有垄断统治地位，不再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而是作为其中一种知识形式而存在。作为“形而上”的知识，有其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为不同社会人群提供世俗社会无法提供的精神生活。理性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理性主义既无意解释一切，也无意提供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相反，理性主义意识到精神生活超越人类理性，并且是人类生活的内在一部分。就是说，理性主义也论证了宗教神学存在的合理性。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并不是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科学和宗教。其次，宗教神学本身具有了开放性。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是最教条的。它不容许人们对神学作不同的解释。人们可能因为对神学教条作不同的解释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宗教神学逐渐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对宗教神学本身作出不同的解释。
当“形而上”的宗教神学成为其中一种知识的时候，“形而下”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的空间，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社会哲学。各种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现实，解释的是现实。“形而下”哲学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形而下”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传统的宗教神学可以比拟的。
无论是基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知识，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发展的背后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传统，即工具哲学和批判哲学传统。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因此就有了批判的空间。批判就是挑战现存的知识体系，把新的因素引入这个体系，培育出导向新的知识体系的种子。但是，如何作理性的批判呢？工具哲学就成为关键。认识事物或者知识创造的工具是西方哲学的内在部分。我们可以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看到一个科学知识范式是如何被另一个新的科学知识范式所取代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利用新产生的工具不仅对现存知识体系进行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库恩尽管讨论的是科学知识，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形而上”、“形而下”、“批判哲学”和工具哲学，这是知识体系的不同领域，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又互相矛盾。知识体系之间的这种内在紧张关系推动着知识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型。这是西方知识体系发展的一般过程。
知识来自于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可以改造世界。这就是西方“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原本意义。在这里，知识就是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工具，知识一旦产生，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可以使用这种工具。产生于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被当作工具所使用，并且成为一种权力施加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在世俗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一种知识体系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被某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使用，施加于另一些社会群体（往往是被统治者）之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讨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说宗教神学是教权（宗教力量）施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世俗政权施于社会的宗教神学。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论讨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作用，一旦当一种话语施加于社会并且被社会接受的时候，这种话语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更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一个社会群体如何使用话语权来统治其他社会群体。在福柯那里，每一种话语背后实际上就是权力。话语就是权力，权力就是话语。

话语就是权力

“话语就是权力”。指出这一现象非常重要。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但这种现实的存在至少提醒人们要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在一些领域，权力往往以知识的形式展露出来。这种情况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至少有三点意义：第一，这要求人们不要害怕权力，权力不见得就是真理（即接近实事的知识），掌握权力不见得是掌握了真理；第二，权力是可以被挑战的；第三，权力结构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权力结构的其中一种有效方法就是改变论证这个权力结构合法合理性的知识体系。知识可以被权力用来把自己合法化，那么改变知识也就可以改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把变化的因子引入权力结构。很显然，在改变权力结构过程中，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必须扮演一个关键作用。如果普通社会成员倾向于接受统治阶级的话语，那么知识分子必须对此保持理性精神，对现存权力结构保持批判的态度。不过，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仅仅理解成为一种破坏力量。任何权力结构，无论是政治权力，或者知识权力，一旦形成，就会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开始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一旦这样，这个结构就会开始自我萎缩。批判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批判促使这个结构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向未来开放。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西方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了。主要有三种：
一、知识分子权力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解释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创造新的知识体系的能力。这个群体可以被称为知识创造者或者生产者；
二、知识分子的权力也可来自对知识的使用。知识使用的对象可以有不同，可以为了自我，或者其他社会成员，例如掌握政治权力者和经济权力者。知识使用的目标也可以有不同，例如可以为了维持或者改革现存的体系，也可以是为了追求利益；
三、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反体制（无论是现存权力体制还是知识体系）而获得权力。这是批判传统领域的知识分子。
这里面又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次群体。第一个群体可以说是“规范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职业的批判者，从“应当怎么样”的角度也即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他们很少质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否合理、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可行性、是否能为社会增经利益等问题。这部分人往往从社会公众寻找权力，即通过劝说公众相信并接受他们的理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群人往往采用的方式就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把自己点缀成为道德的化身；同时也竭力从道德角度来批判现实或者他们的反对者。
另外一个群体可以被称为“实证派”。这个次群体即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即知识创造者重合。他们不是对道德不感兴趣，而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去道德化，”因为他们关系的是事物本身到底是怎样的、未来的发展逻辑怎样、如何为社会增经利益等等问题。

【作者简介】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丛书《改革的敌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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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回到邓小平？
***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第三部分 权力与***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得不到控制
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对***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
中国官员***的道德代价

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

• 出版社: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9月1日)
  
• 外文书名: The Reform and Its Enemies
  
• 丛书名: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 平装: 289页
  
•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9787213045455, 7213045458
  
• 条形码: 9787213045455
  
• 商品尺寸: 23.6 x 17 x 2.4 cm
  
• 品牌: 浙江人民出版社
  
• ASIN: B005JWIWD6